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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導讀（節錄）

合山究教授與劃時代意義的《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

蕭燕婉

　　九州大學名譽教授合山究，學問淵博，治學嚴謹，是一位極具開創性的漢學家。自二○○六年《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出版以來，書中見解經東西方學者多次徵引，甚而啟發出眾多相關研究，誠為明清婦女文學史、社會文化史的劃時代經典論著。若加上先前於一九九七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論》，以及二○一○年《紅樓夢》研究總結《紅樓夢：性同一性障礙者??????小說》，合山教授為明清時代女性文學研究所挹注的豐沛活力與卓越貢獻，早已深受學界推崇。

　　合山教授不僅是研究宋代蘇東坡與明清文學的知名學者，其研究範圍還涵蓋了先秦、近代小品文學大師林語堂（一八九五—一九七六），甚至對整個中國文化皆有獨到的見解，誰都不會否認，如此博雅宏達的日本漢學家，恐怕中國學者也難以望其項背。具體而言，合山教授在先秦方面著有《論語發掘：通釋??疑問?解明》、《論語解釋?疑問?解明》。在中國成語方面著有《故事成語》。屬於中國文化領域的研究有《雲煙?國：風土??見?中國文化論》，書中合山教授從氣象學與人文地理學的角度指出為何中國的自然空間會呈現一片迷濛的世界，然後又從哲學的角度分析儒、佛、道教與雲煙世界的關係，進而論述中國詩詞雲霧描寫的藝術特色以及戲曲小說如何運用飄渺的世界創造出神仙與人類、人類與異類的虛構性文學。由上述可知，合山教授治學的特徵，可謂既專精又廣博。而尤其可貴的是，合山教授的研究總會打破既成之定見而不斷創新，或者發掘冷僻但其實是相當重要的文學議題，從而開拓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視野。

　　日本漢學界對於明清文學的研究方面，尤其就戲曲小說而言，大抵從明治時期就開啟了近代學術意義上的研究。相對的，中國對明清通俗文學的研究起步較晚，要到二十世紀初期，胡適等人才開始研究通俗小說。原因大概與日本保留了許多中國已經失傳的通俗小說刻本，而且從明治時期開始就接觸西方小說理論有關。

　　合山教授是在一九七六年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才開始著手研究明清文學的。他在閱讀明清小品與清言的過程中，發現當時文人對「女性」與「花」流露出一種獨特的珍惜之情，並進而拓展出清代女詩人、《紅樓夢》與花、節婦烈女、巾幗鬚眉等一連串與明清女性文學以及歷史文化相關的研究。而這些主題，就當時中國的學術環境而言，因受到正統派學者的嚴重排斥，不僅乏人問津，研究的價值也備受懷疑。儘管如此，合山教授仍深信要了解明清文學及文化的風華，花與女性才是最重要的關鍵。而研究過程中，還必須面對女性文本取得困難之障礙，因為明清時代的女性著作長年塵封於中外各地圖書館，相較於近幾年來《美國哈佛

　　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清婦女著述彙刊》、《江南女性別集》、《清代閨秀集叢刊》等女性詩文別集陸續出版的研究環境而言，其鍥而不捨地挖掘女性文本之篳路藍縷精神，實令人欽佩。

　　有趣的是，以目前的學術發展趨勢來說，一九八○年代以前尚屬冷門議題的明清女性文學研究，已成了當今人文學科的熱門議題，這個現象，在海峽兩岸固然如此，國際漢學界亦如是。日本的漢學界中，東京大學的伊藤漱平（一九二五—二○○九）教授曾針對《紅樓夢》中的女子形象詳加探討；大木康教授對清初柳如是、董小宛等明末清初的妓女展現強烈的關懷；小林徹行教授深入剖析明末薄少君的哭夫詩百首並將袁枚女弟子與賴山陽女弟子江馬細香（一七八七—一八六一）的文學做了比較；奈良女子大學教授野村?子從明清散文中探討女性暴力與男性士大夫的複雜心態。近年來，新生代的年輕學者五味知子透過明清「誣姦」的審判與訴訟記錄討論明清婦女貞節觀；仙石知子則從族譜的角度探討明清白話小說中的女性。

　　不過，截至目前為止，上述學者論及的女性形象、討論的文類、考證的文獻資料等等，不論廣度或深度都不及合山教授。因此，若稱合山教授為日本漢學界研究明清婦女文學的翹楚，絕不為過。再者，明清女性文學研究發軔於歐美，故就此意義而言，合山教授的研究還與國際之明清文學與文化研究遙相呼應。而且，彌足珍貴的是，在這個基礎上，其對花榜與文學、扶乩與文人精神、女子題壁詩等議題的創見，還領先於歐美漢學家，可見合山教授的明清女性文學研究不論在日本或者國際，都具前瞻性的歷史意義。

　　在〈花案、花榜考〉中，合山教授結合了社會文化史與文學文本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為明清的青樓文化與戲曲小說中的妓女品評描寫做了讓人耳目一新的考察。首先，合山教授利用《金陵百媚》、《吳姬百媚》等目前僅存於日本的明末出版之大部頭的品花集，告訴我們當時文人慣於結合花與人來評價美女，以及從這些品花集的陸續編纂中，說明明末鑑賞女性的情色風氣是如何的興盛。接著他分析了《占花魁》、《秦樓月》、《慎鸞交》、《續金瓶梅》、《女開科傳》等明末清初的戲曲小說，發現作品中雖然反映出某種程度的實際花案風俗，但也交織了不少虛構的成分。此篇論文還指出，曹雪芹之所以在《紅樓夢》中設置「警幻情榜」，或許與當時流行的品花風俗（花榜）有關。

　　此外，合山教授還以民俗學、宗教學的角度考察了明清文人與扶乩的關係。這項研究的具體成果首先表現在〈明清文人與神秘性興趣〉。此篇論文主要對歷來學界尚未釐清的扶乩起源、扶乩的特殊儀式做了詳細的考證，接著以豐富的資料呈現明清江南文人異常沉迷扶鸞請仙的風俗以及絡繹出版的乩仙文學，最後藉由葉紹袁與早逝的愛女葉小鸞、尤侗與瑤宮花史靈交的兩個個例，說明明清文人的精神世界與當時社會思潮及文學的關係。在了解明清文人與扶乩之密切關係後，合山教授繼續在〈《西青散記》的世界〉中，考察了《西青散記》薄命佳人賀雙卿的形象與仙女的相似處，並對史震林、趙闇叔等邊緣文人憐憫薄命佳人的心理做了細膩的解讀。綜合這二章，合山教授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將文學與民俗宗教交相為用，進行層次分明的推衍，其主要目的在為《紅樓夢》乃仙女崇拜小說的推論，預作精心的鋪陳，因為在史震林的世界裡有著根深蒂固的仙凡一體之世界觀、女性觀，而曹雪芹的《紅樓夢》也呈現出薄命佳人與仙女相互對應的構思。總之，隱藏在兩人背後的文人集體心靈問題是解讀明清文學中不容忽視的關鍵。同時，〈明清文人與神秘性興趣〉一文的學術貢獻不僅在作為解讀《紅樓夢》本質的樞紐而已，也因為此文首度在中國思想文化史與文學史的脈絡下論述晚明文人的宗教修養，至今凡論及明清文學與宗教的論文，幾乎都會提及此篇現行研究。

　　綜觀《明清時代的女性與文學》一書的學術研究特徵，首先可知，此書以資料見長，論文中探討的文本除了廣博搜攬戲曲、小說、詩詞、隨筆、詩話、彈詞等文類之外，還傾全力挖掘方志、斷代史、判牘、宗教文獻等前人未涉及的材料，因此，將此書置之日本漢學界明清文學研究的脈絡中，不難發現，合山教授研究所突顯的特殊意義並不在文獻版本的考證與田野調查，而是以堅實的文獻基礎，對文本重新進行精讀與詮釋，然後從詩文中抽絲剝繭般追尋作者的生命意義與思想投射，帶出具規律性的結論，而且無論在資料、選題，還是研究角度上，處處閃爍嶄新的突破，故本書所代表的不僅是實證性的專門著作，更是日本明清女性文學研究的里程碑。

　　其次，合山教授非常嫻熟過去的研究成果，每篇論文之前幾乎都會回顧日本學界的研究趨向，然後用新的角度來探討舊問題，故多有新解，例如，在節婦烈女論與《紅樓夢》的相關考證中，這種研究傾向尤其明顯。另外，值得矚目是，合山教授研究的重要意義還在於積極採用西方文學理論的概念，來詮釋中國文學或者與中國社會文化作比較。例如，在探討明清節婦烈女的殉死風俗時，合山教授提出，不妨將女性在明清社__會的處境與古印度寡婦殉夫自焚的風俗（suttee）做一比較。在論述《紅樓夢》女性崇拜的特徵時，合山教授提示了法國現實主義作家司湯達（Stendhal，一七八三—一八四二）在《戀愛論》中將戀愛分為激情戀愛、趣味戀愛、肉體戀愛、虛榮戀愛的觀點，基於《紅樓夢》女性崇拜的本質與愛護難得的瑰寶、名花極為類似，並追溯過去中國文學中這種美人觀的系譜後，主張《紅樓夢》乃當時追求趣味戀愛到達巔峰的最佳傑作。而這種結合西方文學思想與中國古典文學的論述方式其實早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張潮《幽夢影》譯注與解說中便出現了端倪。合山教授指出儘管明末清初世道人心污濁混亂，但卻是箴言文學開花的時代，而相當於此時的十七世紀法國，也出現了蒙田（一五三三—一五九二）、拉羅什福科（一六三三—一六八○）、拉封丹（一六二一—一六九五）等箴言文學家。若把此一時期中國的箴言文學與法國相較，不但毫不遜色，而且更能引起東方人的共鳴。可見，合山教授的研究具廣闊的世界文學視野，也因為如此，其論述無形中展現了一般學者難以企及的高度與深度。

　　總之，在本書中，合山教授恰如其分的將眾多的研究材料帶入分析框架，藉由貼近明清女性真正的人生與時代的研究方式，引領讀者重新認識明清時代的女性如何與文藝交織出複雜的樂章。加上其研究方法緊緊扣住表層文化現象的解構與深層歷史的挖掘，讓讀者深入認識各個文類中女性穩定不變的原型與變相，同時也揭示了明清社會文化結構的複雜與多樣，成功的顛覆了傳統中國女性乃受害者的形象。以下繼續針對本書處理的重要問題範疇，做簡要的說明。

序（節錄）

　　就中國史大致的時代區分來說，唐宋年間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化，此後宋、元、明、清這一千多年來，主導政治與文化的乃出身中小地主階級的知識份子（士大夫）。而後半部長達五、六百年的明清士大夫社會，由於商人與市民的抬頭以及明末開始因商業、手工業發達，導致資本主義萌芽，故與宋元相較之下，社會經濟產生了極大的轉變。然除此之外，宋元與明清主導政治、文化的依舊是士大夫階層，並無太大的差異。不過，雖然同屬士大夫社會，宋元與明清在文化、藝術、思想等文化層面上的氣氛，卻有相當大的不同。

　　其中最大的差異就是宋元重視「理」，屬於主知主義；明清時代，尤其是明代後期，開始變成重視「情」的主情主義文化。宋代以後至元、明中期，「理」的文化較「情」佔優勢；然而自明末開始、清代、乃至中華民國則是「情」的文化比「理」更佔優勢。

　　明代中期的江南蘇州，已經有徵兆顯現「理」的時代即將轉換成「情」的時代，不過，情的文化真正澎湃興起是在明末，也就是十六世紀中期左右。在此之前，以朱子學等儒學思想為中心的理知主義、道德主義，維持了一段很長的時間，然而到了明代後期，因為政治腐敗，嚴格的政治、道德約束開始鬆動，當情性一解放，抨擊先前社會以朱子學思維為主的浪潮前仆後繼，於是「情」的文化急速興起，最後終於變成了以「情」為優勢的時代。不過，情的表現方式，因時期的不同，多少有些變化，清初仍帶著明末奔放不羈的情性解放之風，略顯放縱；到了清代中期，由於王朝政治與道德上的限制，情逐漸的變得內斂，並且從唯美的情轉換成唯心的情。然而，有清一代並非完全籠罩在「情」的文化之下，「理學」、「考證學」等「理」的文化依然存在，但就整體而言，清代的時代思潮是「情」優於「理」，而且，這個現象一直持續到中華民國。

　　如上所述，十六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中期，「情」的文化較「理」的文化佔優勢，這段期間長達了約四百年。若有人問起以「情」為基礎的明清文化最關心的文學對象為何，筆者一定毫不猶豫的回答：「女性」。雖然當時許多人對「花」傾注了無比的熱情，但歸根究柢，這乃是在關心「女性」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現象，因此，「女性」可謂構成明清時代「情」文化的中心。故要理解此一時期「情」的文化，是不可能將「女性」排除在外的。

　　截至明代後期為止，女性在中國社會文化中的存在一直是被忽略的。或者更直接的說，明代中期以前，女性根本是被置之於中國社會文化體制之外的。即使有女性登上歷史的正面舞臺，那也是極少數的例外，絕大部分的女性，都將其身影隱藏在舞臺背面。然而，明末以後，女性彷彿突然自舞臺背面傾巢而出，成群的出現在社會文化的前面，開始強烈的強調其存在。

　　例如，明清時代出現了幾萬名貞節慘烈的「節婦烈女」。也有幾千名縱橫詩壇、留下著作的「閨秀詩人」。更有眾多在歷史上留下鮮明足跡的女將軍、從軍女子、女武者、女豪傑等「巾幗英雄」。另外，還有無數才貌兼備的「薄命佳人」讓這個時代染上哀豔的色彩。而且，明清時代的妓女文化盛極一時，不少名妓與著名文人對等的談戀愛，她們獲得「才子佳人」的美名，並受時人的稱羨。有遵循女訓書教誨的「賢妻良母」；相反的，也有如「淫詞小說」描寫的放縱情慾的淫蕩女子。上述各種類型的女性群體，大舉登上明清社會文化的正面舞臺，貫徹其生活型態。以前並非沒有這樣的女性，只是明清時代與其他時代相較之下，不管質與量，都呈現顯著的差異，可謂劃時代的現象。

　　毋庸置疑，出現上述各種類型的女性會給當時的社會文化帶來影響，並促進新變化的產生。例如，明清出現了強烈的欲突破原本封閉、固定的男女關係之現象。在社會地位與身分方面，雖然不至於顛覆男性優位的封建體制，但在個人方面，已經縮短了歷來男女的差距，男尊女卑的意識變得薄弱，逐漸釀成了男女平等的氣氛。尤其在品格與氣概方面，女性更是優於男性。此外，很多女性在學問、文學甚至武藝等肉體上的能力，皆凌駕於男子之上。女性的存在，在各個方面越來越重要，於是引發了顛覆傳統男尊女卑觀念的地殼變動。隨著女性能力評價的上升，男性的評價相對的下降，世上不爭氣的男子變得醒目，以至於男子的重要越來越薄弱。因此，當我們考察明清的男女關係時，必須特別注意從明末至有清一代綿延不絕的男性藐視與女性讚美之評論。

　　明末以後，女性地位之變化並非單靠女性自身的力量而致。當時男性所發揮的力量亦不容忽視。由於男性文人最重視的文學創作對象是「女性」，他們對女性寄予憐憫、讚賞、崇拜之情，從旁協助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並善意的支援女性能力的擴展。換言之，明清時代的女性得以在社會文化中抬頭，乃女性自身能力與男性背後助力這兩股力量相互交乘的結果。本書基於以上觀點，擷取明清時代社會文化中關於「女性」的各種現象，從各個角度深入考察以「女性」為基礎的明清時代之文化與文學，並將其實際型態、重要因素、特色、意義等作整體的研究。各章的詳細內容有待讀者詳閱每篇論文，在此僅簡單的說明各篇的概要與研究動機。